7月9日凌晨钟声敲响的刹那，《哈里·波特》如被解除了魔咒的精灵，从宝瓶中蹦入了人们的视野，以势不可挡的态势风靡欧美大陆。一本儿童读物，首印500万册依然供不应求的事实，使其成为书界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也使其它畅销书在一夜之间黯然失色。当人们惊喜地发现《哈里·波特》使西方那些沉溺在电视、电脑面前的孩子们重新喜欢上了看书的时侯，我们不禁想追问，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何时能赢得如此众多的小读者。
儿童文学一直作为文学体系中的特殊样式存在，其特殊性就在于生产者是成人，而消费者（或欣赏者）却是儿童。这决定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尺度、文学趣味、表现方式等往往取决于成人对儿童的态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儿童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儿童观，儿童文学由此形成了不同走向。对于90年代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大部分作家和评论家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这是“五四”以来发展最快，成绩最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逐渐摆脱了跟着成人文学感觉走的模式，真正走向文体自觉，有了自己的文学标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詹美妮将之称为“儿童文学回归大地”。
我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则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特点作了言简义赅的描述：逐渐走向少年儿童内心世界，尽量真切地反映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包括成长过程中的挫折、欣喜、疑惑、烦恼等等，有人将其统称为“成长小说”；同时，多元共生，“百鸟争鸣，和而不同”，作家不再把思想内涵作为衡量儿童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而是追求表现风格的多样化，力求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创作逐渐走向成熟。此外，儿童文学的作家不仅有成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智慧早熟的文学少年，他们都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激活儿童文学创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儿童文学也走出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将国际交流作为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尽管目前这种国际对话，还只是停留在国外优秀儿童文学的翻译引进层面上。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冰用“三多”来形容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势：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但他同时指出，“多多”并非“益善”，质量与数量的严重失衡导致庞大基数下精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很少，这种状况在新人新作辈出的时代，是令人遗憾和焦虑的。
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无法摆脱一个怪圈：家长喜欢的书孩子不喜欢，孩子喜欢的书家长不喜欢。英国在19世纪就提出了“快乐的作品给孩子以愉悦”，而我们的一部分作家至今仍没有真正思考过现在的孩子需要什么，而是一味地走“告诉你一个道理”的老路子，用成人的标准去衡量孩子。从这个角度，王泉根教授认为90年代儿童文学还不及五六十年代，因为后者曾有意识地更深入儿童的生活。我们反对“中国没有自己真正的儿童文学”的偏激说法，但这种声音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并没有反映真正的儿童生活，而只是反映了成人理解的儿童生活，或是希望儿童过的一种生活的状况。这种虚伪的关爱阻碍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到了回顾与反思的时候了。
《哈里·波特》一书的作者罗琳女士的一席话颇为耐人寻味：“儿童读物不是教科书，其目的不是要教会孩子们什么特定事物。这不是文学的特性。人们确实能从文学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可能只是教你如何开怀大笑，而并非每次都像打你一个耳光一样让你吸取教训。孩子们肯定能从《哈里·波特》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我害怕看到这样的情形：孩子们看了两三章就掩卷沉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呀。’”《哈里·波特》的成功是最好的证明。这本书的构思并不复杂，但矛盾跌宕起伏，悬念重生，充满童趣。主人公哈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孩子看来，和自己差不多。孩子的天性是追求快乐，“让孩子快乐，让孩子玩”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基础是作家与小读者的平等，作家不应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上，“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耳朵去听，特别是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这才是儿童文学成功的关键”，即“儿童本位”。儿童文学既然定位于儿童，就应该符合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审美趣味，用孩子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的欢乐，过分追求主题深刻反显拙劣。葛冰认为，目前儿童文学走的是一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只要给孩子带来欢乐又无害的东西，都应该得到鼓励。看《哈里·波特》如何讲故事，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或许应该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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